吴定良的研究与收集的标本

李东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文章来源：《人类学研究》第15-16辑，2022年4月

各位老师，下午好。感谢吴小庄老师和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提供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在这里同大家分享一些吴定良院士的历史。

我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我们单位成立的初衷是：1929年我国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需要有一个机构去研究这些东西，于是我们单位就成立了，在长期的研究中也收集了很多标本。但很多历史原因导致部分标本的信息缺失。有些信息缺失之后，就会导致研究的基础信息不牢靠，且部分信息不能得到很充分的利用。其中就有一批人类头骨，大概300多件标本，基础信息几乎没有了。后来我们获得了一个机会去找这些标本的信息，找完之后发现，这些标本其实与两个关键词有关系，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另一个就是吴定良院士。我们由此也展开了相关了解，这里我就大概分享一下我了解到的一些历史信息。

首先，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时期成立的一个国立学术研究机构。该机构从1927年5月开始筹备，然后到1928年的6月正式成立，由蔡元培任第一任院长，先后成立了14个研究所。其中，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10月，当时由傅斯年担任所长，并下设了史学组、语言组和考古学组。这三个组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担任主任。其中考古组的董作宾院士，在1928年到河南安阳调查了当地的一些甲骨文，由此发现了殷墟这个著名的地点。因为这个地点很重要，所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对这个地点进行了长期的发掘，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这期间挖掘工作一共持续了十年，大概发掘了十五次，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铜器以及陶器，然后还出土了非常多的人骨标本，这个事情先讲到这里。

然后，我要介绍下吴定良院士。吴定良院士于1924年考取了公费留学的名额，到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三年之后，他转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师从当时特别著名的数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进行体质人类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毕业之后，他便继续在英国和瑞士开展体质人类学和统计学的研究。到了1929年，因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这个是国际上比较重大的一个事情，吴定良院士也读到了一些当时国际上的相关报道，在震惊的同时也觉得很遗憾，因为他看到这些标本是由国外的人拿去研究的，总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由国人自己去做的，与当时留学在外的很多著名专家的想法可能比较相似。然后他就一直在寻找机会，中央研究院这时候就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当时正赶上殷墟出土了大量的人骨，需要招聘相关的人才。后来他通过丁文江的介绍，在1934年7月受蔡元培的邀请，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于10月份正式入职。同年12月24日，他所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研究组，也就是第四组，叫作人类学组，由吴定良院士任主任，目的是为了研究这批当时殷墟发现的很重要的人类骨骼标本。吴定良院士在受聘的这段时间内，大概有13年，对这些殷墟的人类骨骼标本进行了大量的测量和研究工作，专门写了很多关于这个方面研究的文章，但是最终没有发表。结合其他材料的研究，比如他以这批材料和其他一些产地的标本进行一些对比，做了中国人的肱骨、眉间嵴突以及锁骨的研究，同时他还基于殷代人的头骨和近代人的头骨的容量做了一个计算公式。但这些全部都是和其他各个产地的标本结合起来对比研究的，真正关于殷墟标本的研究文章却很少发表。就像吴小庄女士所说的，很多的文章其实是在没有发表的情况下后期就已经遗失了。后来到了1985年，李济根据吴定良之前采集的一批测量数据，在《安阳殷墟头骨研究》这本书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安阳侯家庄商代殷墟人头盖骨的一些测量特征，这可能是唯一一篇我们能找到的仅限于殷墟人头盖骨研究的文章。关于这批标本的去向，大家的说法也比较多，其中比较肯定的一些说法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撤台的时候，带走了大概400多个头盖骨，也就是殷墟比较重要的头盖骨。其他一些标本的去向，现在说法也不是特别确定，具体流向哪里也不是特别清楚。

吴定良院士在中央研究院做殷墟人头盖骨研究的同时，也注重标本的收集。比如在1936年，因为南京绣球山附近有个公墓要迁墓，然后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开展挖掘工作，发现了1928具人骨。这些大部分是当地人的，很多尸骨已经被亲人认领走了，其中有个230多具人骨没有人认领，他就把这批标本收集起来了。这些标本后来就一直随他到了很多地方，他撰写的很多文章也都是与这批标本有关。1937年，因为抗日战争，历史语言研究所包括整个中央研究院都开始撤退到昆明去。1938年，吴定量应该是受到了当时云南大使熊庆来校长的邀请，去云南大学做了讲座。在此次讲座的过程中，他在聊天时听说到云南大学当时因为校址的原因，在扩充新校址过程中，发现了有1万多具人的尸骨。然后他当时就找中央研究院联系，写了一些公函去申请是否能得到一批标本。得到允许后他于1月12号去捡取了大概500具人骨和相关的头后骨标本。这批人骨是云南当地一些贫苦百姓的遗骸，生活时期大概属于晚清以及民国时期。这批标本后来可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随着吴定量院士到了浙江大学，之后有可能到了复旦大学。另一批标本也就是我刚最开始提到的，去了我们单位的那批，大概有300多件。关于这批标本虽然吴定良院士写了很多文章，但它的重要意义可能更大程度上体现在对我们所日后的研究上，比如吴汝康院士、吴新智院士他们做的很多工作，一部分基础工作都是基于这批标本，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吴定良院士最重要的一批遗产。

因为战乱时期，搬家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研究所在1938年搬到云南之后，又遇上各种空袭，于是他们在1940年又搬去了四川的南溪李庄。然后在1941年，吴定良院士兼聘于贵州大学，这时他开始去做一些活体的测量，比如说去贵州当地测量苗族的分支，还有对仡佬族人的一些体型信息开展收集，像张老师刚说的一些指纹、身高相关信息的收集，同时1942年，他再次前往该地区进行收集，最终发表了《贵州坝苗和华南其他人群的体质特征》这篇文章，这也是我们见到的唯一一篇相关的文章。同时他在四川南溪李庄时，也特别注重标本的收集工作，陆陆续续在南溪李庄附近收集了大概500多具人骨，后来也去了浙大。我刚看到阮老师PPT里边写到浙江大学的“六个基础”，其中一个基础是标本，主要是2000多件标本。这2000多件标本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收集工作有关系，应该是吴定良老师他自己从中央研究院拿来的。吴定良老师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时，可能因为一些人际关系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他们的人类组总体不受重视。他总想自己成立一个单独的研究所，这样他就有一定的行政权。然后有一个契机，在1943年，中央研究院提出了一个“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基于这个大背景，吴定良院士他们于1944年成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他任第一任所长，但是“筹备处”这三个字却一直没有被划掉，也就是说这个所一直没有真正成立起来。具体什么原因大家也有比较多的猜测，比如有经费原因，有人事关系原因等，最终也可能因为这个事，导致吴定良院士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整个中央研究院心灰意冷。最后他接受了竺可桢校长的邀请来到了浙江大学，成立了浙江大学的人类学系。 

在浙江大学期间，吴定良老师依旧注重标本的收集，比如他在浙江的松木场附近进行挖掘，发现了200多具标本。当然也有基于此标本的研究，例如《下颌颏孔的类型与演化的研究》。1952年院系合并调整后，吴定良院士被分配到了复旦大学。1955年到1956年期间，南京博物院发掘出大量人骨，因为保存条件较差，他去取样时仅取出20多个头骨还有下颌，并对这20多个头骨的下颌进行了一部分研究后发表了《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骸（下颌骨）的研究》。同时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大量的人体骨骼、人体活体的信息测量。

这些便是我现在了解到的一些关于吴定良院士收集标本，以及他所做文章的情况，谢谢大家。

注释：1. 根据录音整理，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