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体验研究的三条路径

潘天舒（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文章来源：《人类学研究》第15-16辑，2022年7月

（梁）永佳老师请我来参加这次大咖云集的盛会，其实我是不够格的，尤其是他把我放在我们现在最优秀的人类学家之前，对我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这个题目印上去的时候有副标题，但主标题更有意思。我愿意配合项（飙）老师“从感觉开始”的内容，从“想象”开始，然后再引出研究魔都（上海）的三条路径。“魔都”这个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日本一个不算太出名的作家村松梢风提出的。黄剑波老师也用了，好多年前华东师范大学就在做“魔都人类学”。当然魔都人类学会，还是要设立在主校区，感觉更对，到了“闵大荒”，魔都的边界就过了。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实际想做的事情，更像是一次工作汇报，一份心得的分享。与阮云星老师做的有点像，只不过我是从个人出发，个人的个体研究体验，这三个范畴是用我们大家接受的范畴，但其实很难用这些边界来限定我们的想象力。 

我说的这三条路径，第一条是在做博士论文过程中形成的。当时是20年前，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上海的“下岗潮”时期。我想去看起来有边界的社区做田野，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既是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ity（针对城市的人类学），但同时又是在几个特定的社区里做的研究。五里桥就是此时非常意外地被我发现了，而且这个社区，是我们张（海国）老师的童年所在地。由此做了研究以后，我又扩展出了一些个人的兴趣，但至今还没有形成太多的文字。接下来两部分是2006年我从海外回到复旦大学之后，当时学校要进行学科发展——在一个有着很强的体质人类学基础，而且是在自然科学的学院里要发展的文化人类学，考虑到我所在的很小的一个团队——朱剑锋老师，两个青年副研究员，以及我的研究生——的兴趣，决定由我以组长的身份（如果运气好拿到资金则是以主持人的方式）开始做一些项目。一方面是有应用人类学背景，我们在上海市里还有个基地，也是上海人类学会应用人类学的所在地。我们主要做的是商业和技术人类学，同时还进行教学，有的课程获评示范性课程，上海留学生的示范性课程。另一方面我自己最想做的不仅是个体，而是未来。这也是一个缘分，我和自己的一位博导——凯博文，现在还健在，身体还挺好，暂时还不会退休——在2007年的时候一起成立了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我们是从精神卫生开始做到老龄化议题。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内容的大致脉络，但是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中间也有穿插。 

那么先说一下我博士论文。事实上，我最初想做的并非这个题目。一开始，我想用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做上海的票证文化、票证经济，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结识了当时上海温州商会的会长，然后突然看到了一幅图景——毛泽东时代在上海其实还存在“灰色地带”，有相当一部分是票证的交换。这就需要一个固定的社区做研究，我在普陀区找到了一个社区，1997年的夏天全部都安排好了，结果到了1998年，这个社区全部没有了，原先那些居民说不会被拆迁，但是还是很快就没有了。然后，我非常意外地发现了上海东南边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位于现在的世博会所在地，当然也因为世博会的举办，我研究的社区差不多2/3的地标建筑全都消失了，旧的一定要像张海国老师那种（老上海）才能够认出来。他上次来参加我们复旦人类学日时说，童年走过的那些路，他还能够认出来。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打算用各种方法，最终能够用的还是中规中矩地写Neighborhood Shanghai；同时也运气比较好，我毕业的最后一年，贝斯特（Theodore C. Bestor），就是写Neighborhood Tokyo的老师来到我所在的学校工作，是他给我起了这个题目，写“Looking Forward to Neighborhood Shanghai”。当然我没有完全模仿他的写法来写上海。

这个过程留下了一些照片，基本上就是田野的瞬间，抓住之后其实很难重复，现在想想还挺珍贵的，当然做的其实还可以再好一点。那时候不认识项飙老师，认识的话可以再做，尤其是可以像再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那样的方法，再来一遍。我田野笔记里是有的，但是最后写的时候，很可惜并没有收录最有意思的部分，因为想的东西太多，也为了赶时间；后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了一个比较干净的保险的版本。我还记得当时的下岗工人和居委会干部之间的互动，一位居委会老太太——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坐在这一角非常骄傲地回顾她的人生。当时小区有老龄化的初现，但不像现在深度的老龄化。当时的这些老人其实还挺活泼的，你要走进去的话，眼睛就想探照灯一样看着你。前三个月田野基本上就不做什么事情。第四个月开始做。五里桥这个地方还有一点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张海国老师是不是知道，当时有国企和集体的工厂倒闭，倒闭之后，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但是就这一块，一直造不起来。后来就知道，这个地方如果要挖下去，马上就会挖出死人骨头。因为1937年日军轰炸上海之后，大量无主的尸体就堆在这。90年代这里都是菜地，坑坑洼洼的，小河很多。我最近又走过这个地方，就特地看发生了什么。非常有意思，看样子虽然好些人都已经迁走了，但是很显然对于这块地方的“风水”是有记忆的。它的确还是个停车场，一层层都是车库，始终没有造楼。这意味着那个时候的空间开始重构。

我写完这个博士论文时，好多材料没用上。像庄（孔韶）老师说的不浪费的人类学，我就没有做到。相当一部分没用上的材料是上海怀旧，就是记忆，我在那个社区时用了好多他们的记忆的东西，但是到了写博士论文时，却觉得都是以前租借地的这些小资的人在想的东西，好像和我的论文不是很有关系。其实那个想法也不完全对。现在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故事一直没有完，它始终在重复，就更与我个人生长的环境有关系。比如，当我很小的时候，开始读书识字有两本东西要看，一本叫《旧上海的故事》，一本叫《新上海的故事》，是关于1949年到70年代那段时间。《旧上海的故事》我倒是记住挺多的，我妈希望我多记住是《新上海的故事》——很显然不是特别成功。我现在经常觉得《新上海故事》有意思的是封面——里面的故事我只记住两个：一个是断手再植的故事，上海有一个医生，并不是名牌医学院训练出来的，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例的断手再植手术，那个故事我看了好多遍；还有一个关于上海的24小时商店，名叫星火日夜。其实store 24在国外有很多，但是国内可能那时候少——给了我很多研究的启发。当上海要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城市的时候，这些地标或者说标志性的符号很有意思：起重机，新公房。新公房好像看起来跟我们现在上海小资意淫的石库门洋房相差甚远，但其实真正的普通的上海市民，最想住的——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就是这些新公房。因为新公房意味着两个字：“独立”——独立的美味，独立的歌，意味着生活得到改善，他们并不愿意住在弄堂，更不用说棚户区了。《旧上海的故事》也挺有意思——喝醉酒的美国士兵，把三轮车夫打死，怎么判？——都是带有高度政治化倾向的一些故事，一些记忆传授。同时也包括复旦剧社的洪深教授——当时复旦大学教授，在放辱华电影时怎么进大光明电影院去捣乱，把银幕撕下来。可能各种各样的几乎“丑恶”的事情全都记住了，所以我想上海的怀旧是挺有意思的。 

我进一步做的事，其实是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鼓励与影响。最近每年要来上海的赫茨菲尔德教授，他在克里特岛上研究的内容，他叙事的模板，尤其是两种时间的运用，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活学活用，想把它搬来。虽然《A Place in History》这本书，并不是赫茨菲尔德希望大家关注的，尤其是现在，但是我觉得对我的田野仍非常有指导意义。因为世博会的举行太与之印证了。这里有两种时间，社会时间（social time）以及纪念碑时间（monumental time）：纪念碑时间就是国家希望大家都要记住的、看到的记忆；而实际上咱们上海的小市民日常生活的，甚至于不上台面的一些事情是社会时间。那时赫茨菲尔德还没有提出cultural intimacy（文化亲密），但是cultural intimacy我反而觉得不是太好用，还是二元论比较好用，尤其是对上海特别明显。我在田野中看到了这两种时间的重叠。至于石库门的故事，这个我还没有完全写出来。 

我现在说最后一个，两个我以团队的方式来做的内容。一个就是商业和技术人类学，这也是因为在2006年和2007年运气比较好，与两家大公司进行了合作。虽然是运用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做的，但是我对方法论进行了反思。我们应用人类学的内容是在上海市中心由同学自己创业来做，后来也和不同的来访的人类学家合作，比如对世博会的观察就是和苏珊·布朗奈尔（Susan Brownell）合作的。另外一个，其实是我在未来，从现在开始起到即将退休之前，我希望还要再做得更好一点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凯博文会活得很长，当然还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两个弟子，算我恬不知耻地说我半个师门，金墉（Jim Y. Kim)和保罗·法默（Paul Farmer）的某种指导——是消除污名化。如果将这个事做好了，精神卫生建设也会初见成果。我曾在（黄）剑波那里做过一个不像样的研究，现在希望我的学生以我为出发点，进一步找到实实在在的区一级的精神卫生中心进行观察，为消除污名化做一些事情。当然消除污名化，政府也在做，但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是希望能实实在在看到这个情况。第二个养老科技，我也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这些老人，我生命当中遇到的老人，我田野里遇到的老人，包括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同事，能够让我们的研究对他们有意义，这是一个目标。那么在理论上，我们计划要重新要想一想social technology（社会技术），因为一般想都是高精尖的东西，比如genomic technology（基因技术），但其实我们想的是老年人日常的生活。这件事情最后是要到江苏去做的。另外，我们还继续在做一个医学人文的课程教学，最主要是我年轻的同事和我，两人就把任务接下了，差不多进行了10年。

最后说到魔都的意义，这是比较有趣的事情。我就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但是就像刚刚汪（晖）老师说的，好莱坞来一下之后，会让你完全重新想象。也就是说魔都有意义，所以做田野的挑战和乐趣也在这个里头。为什么是上海？当然最好是我们走出国门去做。但是在上海这个地方，有时候有一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经过好莱坞的改变，很难认出来。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讲的是人工智能的事情。其中出现了陆家嘴，当时会很容易被人误认成洛杉矶，我给各种各样的人看过，他们都猜不出。实际上这个地方离复旦大学只有一公里，就是旁边的五角场。这是五角场进行完全影视化改造以后的形象，但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它其实是和一个县城也差不多的样子。对上世纪80年代的留学生来说，五角场就是一个他们可以换到毒品大麻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要研究这个的时候，还要带着某种好奇心。也许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后殖民等理论去批判；但是做田野的时候——尤其是我现在带上海的学生，也带外地来的学生，有时候外地来的，因为上海是他的他者，发现的东西比较有意思——我们还是要始终保持好奇心。先说到这儿，抛砖引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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