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社会”与“新国家”-1980年代以来汉语历史人类学综述

张亚辉（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文章来源：《人类学研究》第14卷，2021年8月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终极目标是要形成对当下世界的整全理解，那么，在人类学看来，这个所谓的“当下”就仿佛是一个搁置在三重幕布后面的模糊的烛火（请原谅我盗用了格尔茨的优美譬喻），我们首先要掀开的第一重幕布是我们最擅长和热衷的部落社会研究，部落社会被作为人类自然状态的经验表达，或者某种会导致文明发生的草蛇灰线，亦或奇妙地兼具这两个智识功能，而对全部人类的存在有着根本性的启发；第二重幕布是历史的开始，从没有历史的部落社会进入到历史社会时具体发生了什么，这些原初性事件又如何界定了文明的总体形态与不同文明的不同特征；第三重幕布是现代性的发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这一转变如何被前面两重幕布所浸染，并最终和当下相联——唯有这一重幕布和当下的关联真正基于时间和因果的连续性。人类学是因为对无历史社会的研究而成立的学科，它用一百多年的艰难跋涉不无狐疑地揭开了第一重幕布；但从一开始，这个学科就对那些已经进入历史的社会充满了好奇，并且怀着终有一日要将其揽入怀中的雄心，因此，后面两重幕布被称作历史人类学。

　　这一图景当然有其虚假性，实际上，人类学和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一样，都是从第三重幕布出发同时指向当下研究和文明早期研究的，这两种指向分别提供了研究当下的绵密的时间线索与深远的文化背景。所不同的是，其他学科对部落社会兴味索然，而人类学家却趋之若鹜，并且不依不饶地强调这是理解所有历史的基础——不论这历史是自己的，还是其他什么人的。

　　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在近代历史过程中都面临着频繁的政权更迭带来的动荡与不安，这些政权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援引某一种西方现代政治学理念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与这些文明传统上的国家理念之间形成了鲜明的断裂感，同时也使得未曾如此自觉地走向现代性的“老社会”与“新国家”之间存在另外一种断裂感。这两种断裂感让中国的人类学家如此之紧张和失措，以至于完全混淆了作为人类自然状态研究的田野工作和作为当下研究的田野工作之间的差异，甚至几乎完全用后者代替了前者，从而使这两种断裂感很快就扩展成为中国的普遍叙事。论题迅速向各个研究方向延伸开来，但总体上仍旧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这两种断裂之意义的判断，以及是否有可能证否这两种断裂的存在；其二是中国在早期历史中所形成的格局能否穿透第三重幕布而构成对当下的言说。　　那些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历史学家，很少直接处理历史发端阶段的问题，他们明里暗里地接受了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的近现代史研究思想，希望从政治史的宏大叙事之外去寻找民族与社会作为历史主体的可能性，以此作为衡量政治及政治史的依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找到了共同的价值方向，中国过去30年历史人类学的繁荣是两个学科的学者精诚合作的结果。有趣的是，中国两个专门培养历史人类学博士的机构都是在历史学机构中设立的，它们分别是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后者从2003年4月开始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联合出版《历史人类学学刊》（半年刊）。人类学家往往更多是宣称自己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并没有获得所在机构的真正支持。　　不论中国过去30年的历史人类学书写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样本，它仍旧与后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异，问题在于，不论社会状况与西方的某个历史时期有着怎样的相似性，西方历史都被认为是一个有着内在自洽性的发展模式，而这正是中国近代史所缺失的。中国的历史人类学希望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和比较文化分析，来缓解现代性的双重断裂带来的焦虑，并不断寻找弥合这断裂的知识方案。本文并不是对已有的历史人类学成果的索引和点评式的综述，而更多希望通过与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比较分析，来探索中国过去30年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文化和思想史的背景，推动这一发展中的研究方向的文化自觉与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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