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域外研究综论

陈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章来源：《人类学研究》第14卷，2021年8月

一、中国域外人类学志书面临的议题

基于王铭铭（2004；2006）、高丙中（2006；2009）、包智明（2015）等关于何谓“海外民族志”的界说，以及王建民（2013）、郝国强（2014）、周大鸣、龚霓（2018）等对既有研究的梳理，我们采用“域外”这个概念，并把“民族志”译为“人类学志书”。　　

“海外”是因近代西方自海上来而凸显的概念，它本身是对近代中国处境的一种回应，但远不是历史的全部与整体。相比之下，新兴的“域外”一词因没有类似的历史处境，且相对全面，涵盖海上与陆地两方面的联系。“民族志”是对英文ethnography的翻译，其词根ethno一词含有的“种族”（race）、“人民”（people）等族性意义；因其中含有目前饱受争议的“民族”一词，使用这个概念有陷入重重难题之虞，一时难以澄清，亦舍而不用。我们进而把中国域外人类学志书理解为中国人类学学者以中国文字对域外的书写，带着中国意识、议题或关注，并从中国的角度进行解释。我们将以此为标准，对既有的研究进行评述。

对我们而言，中国域外人类学志书时面临的问题是：若将之与他国人类学志书家在同一地方的人类学志书相比较，其“中国”二字如何成立？在何种意义上成立？学者们在人类学志书中是否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或表现出中国式的问题意识，并提供中国式的答案？我们是否有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域外人类学志书”的学术传统？如果有，当前的人类学域外志书可以放置于该传统的哪一历史点上？最后，我们有一个中国学派的人类学域外志书吗？

这些问题表明我们所说的“中国域外人类学志书”更关注志书的中国性。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被迫用中国的方式来重新定义欧洲-西学高度族性化的“China”和“Chinese”等概念。族性话语之一例便是从作者的出身来界定其人类学志书具有“中国性”，这显然不成立。域外人类学志书的作者出生于中国者多矣，但其笔下丝毫没有提出中国问题，更不用说提供中国答案；其著作甚且是用欧洲文字写成的，与中国文字无关，何得以名之曰“中国域外人类学志书”？因此，远者如李安宅、田汝康（Tian, 1953）、许烺光（Hsu, 1975），近者如项飙（Xiang, 2007）、吴迪（2016）、邱昱（Qiu, 2017; 2018）等所著域外人类学志书凡是以英文写成的，其意指对象当然是英语读者，尤其是欧洲-西方的英语读者，尽管有的几乎不提中国文明与自己研究的关系，有的则竭力在其中寻找理论资源（如吴迪），皆不属本文论述范围。[2]　　

相反，若是有外国学者的域外人类学著作达致上述要求，则属此列，如杨春宇曾梦想的（2014: 36）。因此，我们的理解是：“中国”当是文化上的，而非出身的，因而是包容性的。　　

进一步说，中国域外人类学志书是源自历史传统的，而非基于后现代的；是宇宙观意义上的，而非此外的。它亦是源自历史脉络中的，而非绝世独创的；它既源于作者自身的文化及其历史，又源出所研究的他者的文化和历史，是自我-他者相互关系的产物。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诸地之人相互之间以及与外部人之间所具有之交互往来关系，带着宇宙观的意涵。这些关系中积淀、升华而出的诸多经验，形成一个深厚的传统，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诸多人类学家皆视而不见，加以抛弃；而西方人类学在学科上培养来自中国的学生时，教他们把人类学植根于西方学术的脉络之中，并不教他们把人类学奠基于中国诸文明本身，以使他们的人类学取向及著述附属于西方人类学。这在民国时期多少如此，此后则为中国人类学志书书写之一进路，以西方人类学遗产为中国未来人类学之希望；另一进路则着力于本土之深厚传统，衔接西学与本土学术，重塑中国人类学与中国。两个进路交互影响，形塑着中国人类学域外志书的书写。

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cpJnvp_EWDwwIbyyvd0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