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从关系主义角度看

王铭铭（北京大学）

文章来源：《人类学研究》第14卷，2021年8月

　　学科恢复重建40年来，中国人类学诚然一直趋于繁荣。然而，它是否起到了真正的知识激发作用？是否取得了如此重要的突破，以至于我们有理由称之为“中国新人类学”（这一特辑的标题）？对于我们的西方同事而言，它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创造性，以至于在西方社会科学主场中工作的学人，也必须做好迎接它的准备，必须视之为对世界民族志学宝库的重要贡献？

　　在那些依托美式“四大分支神圣模式”来重建人类学的大学中（如：中山大学），体质、语言和考古人类学仍继续得到研究和教习。然而，在多数其他教学科研机构中，人类学主要指对社会和文化的民族志研究。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人类学中，近几十年已有许多优秀的当代问题研究，这些涉及城市化、移民、医疗、环境问题、艺术、灾害、旅游、景观、遗产等。

　　虽则如此，本刊所辑文章的作者们并没有讨论上述的新课题。与此相反，他们关注的是一组不那么新颖的课题，包括历史（张亚辉）、文明（许卢峰和汲喆）、宗教（梁永佳）、民族（阿嘎佐诗）和海外社会（陈波）。对于那些更愿意追寻新时尚和“新出现的现实”的人而言，这些课题似乎过时了。但这一特辑的作者们认为，对学科的演进而言，重新思考这些老课题，意义更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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