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0日，“2024群学肄言·青年论坛01：数码劳动与社会问题”在浙大社会学系举办。会议由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赵鼎新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任教授沈原进行开幕致辞。
赵鼎新老师首先强调了劳动研究的重要性，因为人不仅仅是经济动物，而且人要组织起来生产，会有完全不同的劳动过程组织方式。流水线的生产模式下是泰勒制的组织方式，而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控制情感变得必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又使得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如何发挥成为关键。同时劳动过程也关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时，儿童、妇女都参与劳动，这对于性别关系、家庭组织形态产生巨大影响，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又让妇女和儿童回归家庭，对整个西方的性别关系产生巨大冲击。并且，劳动者不仅仅劳动，工人下班以后，还会组织成各种形态，比如有工会、会到酒吧喝酒、进行体育活动等等，因而会对社会非劳动层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最后，赵鼎新老师表达了推动这一领域进一步研究探索的期待。
沈原老师指出，这个会议关心的议题非常重要，因为进入数码时代，劳动的范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论是构成劳动的要素、组织劳动的方式、还是调节劳动的制度安排，都在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对劳动社会学安身立命的劳动过程理论构成重要挑战。面对这些变化，研究者必须加以解释，此次会议以及前两次会议都是围绕这个焦点而展开的。因而今天会议邀请到各位研究者，继续围绕着劳动形态的变化、劳动实质的变化进行探讨。最后，沈原老师感谢浙大社会学系、赵鼎新老师给劳工社会学的支持，也感谢浙大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吴桐雨老师的组织工作。
数码/平台劳动的治理与困境
上午第一场讨论主题为“数码/平台劳动的治理与困境”，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汪建华老师。第一位发言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吴清军老师。吴清军老师做了题为“‘抽成’用工平台运营模式与劳动治理困境”的发言。他从平台治理的两种可能路径、平台运营的商业模式以及平台治理的困境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首先他指出，平台治理存在立法和集体谈判这两种可能的治理路径。而在平台运营的商业模式上，美国的众包模式中政府对于平台的干预较少，而我国的用工模式则与国外迥异。现在治理的关键难题并非在于平台承担责任多少的问题，而在于属地化管理与互联网平台用工机制的冲突、二次承揽-外包用工关系以及跨区域跨部门监管的情况。目前的政策情况是，平台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公权力，由国家确定劳动标准、企业执行、员工遵守，集体谈判的路径则难以走通。平台治理因而存在三个大困境：（1）政策的价值判断，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国家对于非正规就业的态度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态度存在偏差；（2）政策主体的界定，平台劳动跨行业、职业与产业，涵盖范围甚广，异质性极大；（3）由于现存的模式，市场经营主体的监管问题成为难点。
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宋琦进行了题为“打破社会安全网：数字货运平台如何改变市场结构从而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发言。她指出，关于平台如何带来劳动者处境变化，现有的解释主要有两种，即平台否认雇佣关系以及利用算法控制劳动者。但这两种解释对于其研究的卡车司机都不适用，因为一方面，这些司机是自雇用者，另一方面货运平台上并不存在算法控制。由而她提出了“关系基础设施”这一概念，要素包括社会网结构和文化两个方面。她指出，关键可能在于平台改变了市场的结构，以中心化的方式协调市场，破坏了关系基础设施：曾经的市场结构具有多中心和嵌入式关系的特质，以关系劳动作为解决问题和规避风险的手段，而平台协调下的市场结构是单一中心、臂距交易关系的，导致自利的短期关系，同时平台带来的匿名性也加剧了竞争。这最终导致货运价格下降，团结被破坏、超载和超速的安全隐患、运费克扣、货主与司机权力不对等和司机的自我认同受损等后果。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桐雨老师进行了题为“人工智能中的工人技能探究：以数据标注为案例研究”的发言。首先，她回顾了社会学中关于技术创新和劳动力需求之间关系的一个经典争论。这一争论分为两种取向，一种认为技术创新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的拐点，另一种则认为永远会产生和需要新的劳动力群体来补足新兴技术的局限性。吴老师的研究基于后一种观点，并结合新兴技术特征对其进行了发展。比如，吴老师指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兴技术往往不能再导致新的劳动力群体产生，而是要求现有劳动力快速改变其劳动技能，以弥补新兴技术的缺陷。为了进一步诠释这一研究思路，吴老师梳理了人工智能产业的两个发展阶段——处于成熟阶段的视觉AI技术和处于探索阶段的大模型AI技术——及其相应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技能变化。通过对这两个阶段标注技能的分析，吴老师指出，在AI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标注技能会有循环往复的上升与下降，而劳动的组织与控制也在不断调整其形态，以服务于资本隐藏和贬值劳动技能的需要。
第一场讨论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郑广怀老师进行点评，他指出，吴清军老师讨论的核心在于对平台用工的认识以及治理会遭遇的问题，这的确是事实，但对这些事实怎么判断仍然可以商榷。比如平台用工内部具有异质性，有处于优渥境况的群体，但也有相对弱势的群体，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应对这样的异质性。其次，属地化管理的问题是实质问题，但是从全球资本流动来看，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是它的本质，我国又该如何应对，是不是要完全否定原来的方法，还是仍然可以借鉴他国经验？比如在欧洲有相关讨论，主张如果人人都为平台贡献了数据，那么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联盟使得大家都能获得收入。另外，郑老师认同中国集体协商的路径可能的确难以走通，但值得思考的是，当立法也面对多重挑战，是否就任由平台如此发展呢。接着他指出，宋琦建构的概念很好地解释了平台资本主义怎么打破原有的货运关系结构，并建立了一套新的结构。这是文章主要的创新点，但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平台是依据何种手段实现了货运市场结构的改变，是用数据算法吗，它是一个低技术的平台还是高技术的平台？郑老师还提醒道，有一种反抗策略是工人借由平台中介从而绕过平台，那么在这个案例中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换句话说，平台化过程是否就完全不可逆，以及平台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不可逆？此外，还有很多平台工作不是面对面的，比如远程提供的服务，那这类工作原来的基础关系还存在吗？最后，随着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发展，平台改变的将不仅仅是关系基础设施，对此还可以延展讨论。对于吴桐雨老师的报告，他指出从国家安全角度理解训练AI的问题很值得讨论。另外他也特别有感触的是，标注工和专家的劳动付出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区别更可能是建构出来的。这也体现出原来是将任务进行分工，而现在是对知识和技能的认知进行分工的资本逻辑。最后，郑老师引导我们思考对AI劳动的理解，AI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活劳动的属性了，数字化可能先改变了基础的东西，这又进一步改变了我们的劳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马丹老师对于宋琦的研究提出问题，首先是关于货运平台的独特性，不同的货运平台是存在差异的，是否有关注到这个差异？她还指出，货运司机并不会完全依靠平台找货，而可能仍然靠老雇主挣钱，那么现有框架是否有些线性单向，理论的边界在哪里？此外，货运在平台化以前也并非是很理想的状态，那么文章的解释上是否有些二元？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刘天天博士也提出疑问，平台在打破原来的关系结构的同时，是否也让原来无法进入的人依靠平台进入了？而对于吴桐雨老师的研究，他好奇标注工与标注专家之间是否存在流动性。有在场参会老师对吴清军老师的研究提问，首先是关于劳动者、平台和政府三方，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政府更保护平台，如是否是因为地方政府的竞争？此外，对于劳动者自主性的问题，是否有受到中间组织存在的影响？而对于宋琦的研究，其疑问在于，平台崛起的过程其实也同步伴随着互联网普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卡车司机之间的连接是否有加强？其后，有同学对吴清军老师的研究进行提问，即平台第三方中介在骑手的治理中很重要，那么人力公司和平台第三方中介在劳动者保护和治理方面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又存在哪些贡献和阻碍？
首先由宋琦进行了回应，她总结到最主要的批评是文章基于一个二元的框架，但她认为如果把各种情况都结合起来不利于厘清平台带来的影响，所以着重描述了平台实施影响的部分。而对于是低技术还是高技术平台的问题，她认为这最初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但现有情况不是平台故意设计出的，而是一个非预期的后果。接着由吴清军老师进行回应，他提到政府对资本和劳动者的态度是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政府作为国家公权力，权力边界越来越模糊，包括政府自身就有很多对平台的投入，如国有资本控股等，但同时也有对平台企业的处罚。现在政府对于市场和资本的态度是两个基本表现，一是控制，在国家权力范围内能控制的则允许平台发展；二是平衡，政府试图平衡劳资之间的利益，不会完全偏向资本，也会考虑就业，特别是对于低技能的劳动力，从就业渠道来说平台就是劳动力蓄水池。第二个是第三方公司介入平台，像在现实中服务站点的问题，平台运营看似是一个平台，但是线下运营很庞大，成本也很高。未来对于平台公司线下服务站点的治理，需要政府明确线下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即到底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还是平台为了免责确定的主体，现在更多是后者。最后由吴桐雨老师进行回应。首先对于郑老师提出的问题，吴老师认为关于认知分工的问题很有意思，对于活劳动、死劳动，对像布雷弗曼所说的资本怎么去剥夺劳动者的劳动知识有什么挑战，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对于刘天天博士提出的问题，她回应两者之间只有短期借调，但是标注工不会像大厂员工那样有年薪合同。
劳动中的组织、管制与再生产
上午第二场讨论主题为“劳动中的组织、管制与再生产”，主持人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马丹老师。第一位发言人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黄岩老师。黄岩老师的研究“制造‘不稳定’：客工计划中的政府管制与中介授权——以广西边境越南劳工为例”关注跨境劳务合作试验区中跨国流动的工人群体。广西边境缺乏经济区位优势与投资，需要通过廉价的境外劳动力获得盈利，因此在2015年，广西向中央申请建立跨境劳务合作试验区，并在2017年成功设立园区。进入广西务工的越南工人受到了全球最严格的移民政策的约束，他们需要每30天返回原住地盖章办理签证，国家以这一制度约束边境流动工人，以防止客工远离边境园区。在文献综述部分，黄老师对东亚各地区所采用的客工管理模式进行了横向对比：日本采取企业协会对工人进行约束，产业协会作为中介进行收费，这类模式逃脱率低、移民成本高；韩国由政府机构对客工进行管理，禁止中介公司介入，这类模式逃脱率高、移民成本低；台湾则由私人中介机构进行全部管理工作，这类模式逃脱率最低、移民成本高。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对广西地区的调研，黄老师概括了广西跨境劳务合作试验区所采取的管理模式以及其中各主体的行动逻辑：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跨境劳工背后的安全问题，因此采取一月一签的签证管理模式，划定跨境劳务合作区，加大对跨境非法务工的打击力度；地方政府则重视安全化和商业化，选择建设合作区、下放权力给中介，以客工红利吸引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希望平衡安全管理以及发展地方经济的需求；中介公司注重商业利益，通过派遣用工、收取用工管理费、赚取办证费手续费；用工企业同样追求商业利益，不需要缴纳五险一金的境外劳工充当了更廉价的劳动力。由于越南劳动力储量是有限的，用工企业仍需要寻找更加稳定的劳动力供给。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刘天天分享了题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性：边缘-核心视角下的区域连接与不平等—以安徽、浙江为例”的研究，采取政治经济学视角，以资本积累的空间不均衡性为理论框架，以中国的核心、边缘空间为案例，讨论资本空间修复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以及社会经济影响，更进一步发展大卫·哈维的资本空间修复理论。刘天天强调了再生产这一概念，他发现正是再生产提供了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有力连接。根据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再生产不仅包括劳动力的恢复，也包括社会再生产，比如生育、教育以及赡养。刘天天的研究以安徽A县和浙江Z县为对比案例，收集大量经验材料后，他发现房地产资本正在向县城转移，房地产开发商数量与商品房出售面积均有显著提升。在这一现象背后，是农村公立教育的房地产化政策、将房产视为婚姻权力物质基础的社会观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越来越多农村人口在县城购房，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劳动再生产的深度商品化。这种转移也制造了诸多社会经济后果：外出务工现象更加普遍，削弱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农村代际赡养极大减少，农村老人也在劳动力代际再生产中为子辈孙辈持续投入。安徽A县和浙江Z县之间的对比与联系还提供了对核心-边缘关系的发展，浙江Z县作为沿海城市的农村可以被理解为核心空间内的边缘区域-边缘空间（核心边缘），内陆农村安徽A县则是完全边缘，完全边缘与核心边缘发生大量互动，前者直接补贴了后者的再生产过程。
在评议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汪建华对两篇研究进行了精彩的评议。汪老师指出，黄岩老师的研究跳出生产领域观察劳动力的流动，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呈现了实践的复杂性、展示了丰富的行动主体，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经验研究。汪老师补充道，黄老师的研究资料来源侧重资本和地方政府，若加入劳动者视角，或可看到劳动者与不同资本之间、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不同资本之间更复杂的关系。博士候选人刘天天的研究则跳出生产领域讨论再生产，将空间性、不平等和商品化相联系，过去资本只在生产领域获取剩余，现在则深入至再生产领域，尤其刘天天观察到内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简单再生产成为了沿海农村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来源，在经验层面形成了巧妙的连接。汪老师也对该研究进行了延展讨论：文中重点讨论的空间修复其实也是产业修复；生产和再生产之间形成的尖锐矛盾当前主要通过家庭内部消化，汪老师提醒我们注意，这其中不同代际和性别主体的牺牲也是不均衡的。
在提问环节，有听众对刘天天的研究提问：空间修复概念更偏向资本转移，两种不同类型的空间修复有没有共通性，有没有再发展？刘天天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之前对于资本转移的理解都是描述资本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寻求机会的过程，而在过去几十年研究里，学者们发现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完成，尤其可以在产业转移之外进行转移，资本转移概念的丰富也是对空间修复概念的发展。在他的经验材料中，空间修复的扩张有多种多样的灵活方式，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空间里，市场代替以物易物也是一种空间修复的方式，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空间修复的类型。随后，有听众从经验层面向黄岩老师提出多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客工配额制度？日本会为客工购买强制保险，中国企业不购买五险一金，是否有作为替代的保险措施？边境的越南新娘群体曾经在广东打工，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广西边境进行工作？黄岩老师对上述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中国客工没有配额制度，用工企业可以向人事局上报他们想要多少劳动力；用工企业只给工人买意外险；越南新娘会基于其生命周期做出选择，回家可以照顾家庭，中资企业提供的工资也极具竞争力，因此吸引了越南新娘回到边境。
数码劳动与社会问题
下午第一场讨论主题为“数码劳动与社会问题”，由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的林乐峰老师主持。首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郑广怀老师带来题为“平台资本主义、自我企业化与新的工作体制”的发言，他从数字化转型给劳工带来的优势与挑战引入，提出这种分析背后隐含着一系列关于工作与生活、生产与再生产、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正式与非正式的二分假设。面对应该将平台劳工理解为标准工人还是将其视为自主创业者的问题，郑老师希望运用一些概念工具来解决这其中存在的认知和行动的困境。通过生命-认知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商品化、平台劳动的特点等维度对平台资本主义的内涵进行剖析，他认为平台没有改变工作的实质，但在改变工作形式的同时改变了工人的观念。随后，郑老师从平台资本主义对自我的时间、技能、连贯带来的挑战出发，引出自我企业化的概念。他从企业化自我、主体化的工作、工作的主体化三个层面分析这一概念的内涵，指出碎片化的劳动关系、虚假的精英主义倾向、用后即抛是自我企业化的主要表征，并从工人、工会和制度层面分析了自我企业化成为新的工作体制的影响。发言最后，郑老师从社会区隔的角度提出进一步的思考，认为在大资本垄断的平台背景下，社会日益分化为市场机会的批量创造者和单个的机会运用者这两个难以跨越的群体，平台作为数据控制者的权力对市场参与者所谓的形式上的平等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梁萌老师进行了题为“制造稳定：不稳定工作中的微信日结小时工自主性研究”的发言，开篇梁老师提出“困在系统里”的不稳定就业平台劳工是否有自主性的问题，研究选取了平台经济中最具不稳定就业特征的微信日结小时工作为主要的研究群体，意图探究劳动者如何具体地应对、适应这种结构上的不稳定趋势。梁老师用“组织形式上排斥”和“业务指派上吸纳”这两个特点概括了微信日结小时工从平台企业到平台生态中的结构位置：一方面受困于教育程度和年龄，许多劳动者因得不到平台和家政实体店的注册而被排斥；另一方面劳动者不满足于平台工作的管理方式而主动选择追求自由，亦或是在岗位空窗期参与过渡岗位贴补家用，这部分冗余订单给到了这些“不规范”的劳动者。不同于家政工呈现出包括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劳动关系的流动、劳动过程中的空间流动在内的多重流动性，网络的匿名化和不确定性带来虚拟的流动性为微信日结工克服多重流动性提供了机遇，通过利用虚拟社会资本、制定个体化的接单原则、制造熟客等方式，劳动者的主体性特征得以展现。在讨论部分，梁萌老师从信用问题、效率问题和与平台的关系问题三个方面对技术的平台逻辑进一步反思，指出去平台化后基于一般技术平台的接单模式仍然是可行的。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潘竹涛进行题为“生产‘肝客’：中国游戏产业的劳动主体性、技能与劳动控制”的发言。中国游戏产业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但在社会评价上地位尴尬且受到政策严格管控，在商业模式上，无需一次性购买游戏内容的服务型游戏占据中国市场近乎全部的体量，由此潘竹涛引出她的研究问题，即中国特色的游戏产业和游戏产品会塑造什么样的劳动过程？它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和劳动者？在回顾了主体性与技能、创造性劳动等主题的文献后，潘竹涛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了她的田野发现。一是比赛作为招募机制，由于国内缺乏专业的游戏开发教育，以Game Jam为代表的游戏开发比赛成为公司筛选劳动者主体性的途径之一。潘竹涛引入“肝”的概念描述开发者参与比赛的进程，即劳动者在短时间内采取高强度工作、高度追求创新和创意，由此游戏行业能以相对低成本的方式，获得这样一批既具有开发技能，也具有愿意为游戏开发“爆肝”的开发者。二是压抑创新的生产模式，由于国内游戏行业的特征，公司倾向于采取短期行为以避免政策上的高风险，注重通过服务型游戏地稳定、高频的更新而盈利，因此采取铺量生产模式从而降低生产的不确定性，此时开发者的劳动相对来说是低技能和标准化的，创意设计与执行工作出现分离；三是创造力的激励，公司通过设计职级系统与晋升制度，促使开发者必须“肝”才能通过晋升获得更有创造性、自主性的岗位，在向上流动的秩序里这种创造性的岗位本身成为了一种激励。结论部分，潘竹涛以马克思所主张的劳动不可以从劳动者身上分离来反思资本对于创造性技能和创造性主体性的有选择的利用。
本场发言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吴清军老师进行点评，他总结道，三位的发言都聚焦于劳动主体性的讨论，特别是数字经济下的主体性。劳动关系领域概念和问题的边界非常清晰，与之不同的是，社会学中概念的延展性特别强，过去我们常把主体性和压迫和剥削联系起来，而如今在数字时代的主体性特征是什么，这需要做进一步清晰的界定。针对郑广怀老师的发言，他认为，需要辨析的是，平台资本主义相较于金融资本主义、实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其最核心的要素体现在哪里？吴清军老师以自身调研经历，指出数据、算法和消除不确定性是平台对目前市场运行机制的一种补充，其背后反映的是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趋势。针对梁萌老师的发言和去平台化的概念，他指出像保洁这类非标准化的工作是否需要数字化，平台的确通过技术手段使得整个工作流程能够标准化，但大量的服务性工作被数字化和标准化的问题在未来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针对潘竹涛的发言，他称赞了其讲学术故事的功底，并建议其逻辑线索进一步简化，使得整个论证逻辑更紧凑。
在提问讨论环节，郑广怀老师首先对吴清军老师的点评进行回应。他指出，对于平台资本主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主要还是强调利用数字平台可以促进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增值，本质上是它建立了一套架构和一套基础设施来协调。原来靠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可能无法实现的，或者说无法达到大规模的、不可计划的或者不可预期的互动，如今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实现。平台又进一步对互动所产生的数据进行提取、分析、优化，同时利用数据实现进一步扩张。郑老师表示，提出自我企业化等分析概念是想将其放在一个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在这一进程中，劳动者从主体变成载体，原来的控制从科学管理、情感劳动，变成现在的基于心智的控制。
针对梁萌老师的发言，有同学提出，那些只能通过微信日结工谋求生计的劳动者是否具有主体性的问题。梁萌老师回应道，这实际上涉及到底什么是主体性这个概念的范畴，它可能有两个维度，一是劳动者基于清醒的意识采取相应的行动，另一种则是被动的、被建构的主体性，实际上也在这个概念的范畴里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被动的进入有可能也是某种维度的主体性，但这并不代表在劳动过程中没有主体性的体现，所以要结合两个维度去看，我们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问题。针对潘竹涛的发言，有同学提出公司开发游戏产品是否会更多考虑消费者市场而非路径依赖的开发模式？以众筹为主导的游戏开发模式前景是否乐观？潘竹涛同意消费者会愈发塑造游戏产品的开发过程，但对众筹模式并不乐观。同时她还回答了关于游戏开发者跨行业跨国别流动的问题。
性别与劳动
下午第二场讨论主题为“性别与劳动”，由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系许辉博士主持。 首先，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李洁老师进行了题为“标准化劳动产品的‘非标准化实践’——互联网平台日常保洁家政服务的产品打造与实践”的分享。基于在北京等超大型城市的平台家政劳动研究，她发现，平台家政公司正在努力迎合行业发展正规化、职业化和标准化的时代诉求，这尤为体现在更易被标准化的日常保洁家政的服务类型中。平台通过工作内容划分、测算和衡量等维度试图打造出“标准化”产品的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和服务标准，提升家务劳动的专业化和标准化。但由于平台家政工的工作场所是私密的、具体的家庭私领域，这导致他们往往会面临各种非标准化的工作场景和规范要求，从而在调节与适应的过程中演化出各种复杂多样的“非标准化实践”。由此，李老师采用“生产—再生产”多重社会时空的理论框架来加以统合，呈现和剖析了将家政劳动这类发生在私领域内部的再生产劳动转化为清晰可见、精确测量与标准化交易的商品过程中所遭遇的紧张与困顿。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马丹老师的分享题目为“跟车卡嫂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逻辑”。历经长时间的纵贯性调查，作为公路货运业“失语者”的跟车卡嫂群体引发了她的研究兴趣。与她们的深入交流让马老师意识到，卡嫂实实在在地参与进货运劳动的全过程。在公路货运业紧迫的劳动关系情境下，跟车卡嫂在变动的职业空间与生产实践中展现的能力和韧性使她们的观念悄然发生改变，然而在社会与行业性别规范的影响下，跟车卡嫂又受制于传统性别观念的约束而倾向于低估、掩盖自身的劳动价值。据此，马老师提出“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的概念，来把握和展示跟车卡嫂这一群体的性别观念表达与劳动实践之间的张力。这一研究路径也提醒我们注意，需要通过结合具体的职业空间与微观的劳动实践去探索性别观念的多层次与动态性，如此才能更精准地理解性别观念变迁在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迂回、流动、叠加与冲撞。最后，马老师还就如何从田野走向理论、纵向定性研究的意义、未完成的性别革命、作为意识形态的性别观念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讲述了研究带来的心得和思考。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简逸伦分享了题为“照料中的时间、知识、技能——以母婴照料为例”的研究。母婴照料的商品化不断发展，但过往对于照料商品化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宏观和微观勾连的不足，且常常关注其对于情感和动机的影响，而尚未深入考察照料劳动的商品化会如何改变照料的逻辑。基于对五家母婴照料机构的田野研究，简逸伦引入并发展了普殊同抽象统治的理论视角，发展了时间、知识、技能这三个维度的机制。其一，时间维度的抽象化需求来自于企业对人力成本与劳动效率的控制，这导致线性的、计划性的工业时间对生物时间的控制和对家庭时间的影响。其二，知识维度的抽象化来自于拔高照料的市场价值的需求，但这种抽象知识也时常与具身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产生张力。其三，技能维度的抽象化来自于国家、企业、客户这三个主体共同的标准化需求，然而，技能的标准化却会和现实情境产生张力，且存在对于认知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对日常照料、社交与情感技能的边缘化。这些张力反映了一种更加工业化、男性化的逻辑入侵了曾经以女性为主导的照料领域，而女性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被贬低。
在评议环节，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肖索未老师首先结合自身的跨界研究经历以及论坛上的汇报内容，提醒大家注意生产和生活的二元边界愈发模糊的变化。这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伴随着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再生产的诸多部分——如照料、教育等都已被生产化；其二是劳动的时空界限愈发被打破；其三是作为劳动者主体的女性愈发凸显；其四是组织模式的变化推动了公私领域的重新融合，冲击了人们对于工作意义的理解。以上的种种变化对过往工业范式下的劳动理论构成了挑战，亟需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的发展与更新。接着，肖老师对三篇文章进行了点评。就李洁老师的研究，肖老师认为“平台提升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的观点有待商榷，可以说平台通过对市场的形塑提升了劳动的价格，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可能反而被平台贬低。此外，标准化产品能获拥消费者的认可并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要言之，将标准化建构为好的服务产品还应注意到背后文化层面的脉络。马丹老师用抽象和具体的性别观念来统领理论和经验，这也呼应了霍克希尔德等诸多学者的讨论，且从更大的文化维度来看，正如文化工具箱理论所揭示的，实际上人们的文化观念就是多元的，会因不同的具体情境而被激活。但需要注意的是，要谨慎地区分这些经验究竟是观念还是实践，目前来看，文章的经验呈现似乎更多落在了实践层面。简逸伦的研究框架关注了时间、知识和技能三个维度，需要解释为什么商品化对照料逻辑的改变就这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此外，研究目前更多聚焦的是公司组织与劳动者，还缺乏对雇主一端的呈现，这一环节的博弈过程还需要进一步剖析。
李洁老师首先进行了回应。她同意肖老师对平台夺取议价能力的判断，但指出这里更想强调的是平台通过专业化的包装提升了家政工反向选择顾客的可能性的权力关系变化。而对于是否涉及消费者文化认知的问题，李老师补充了南京的家政服务经验，其与北京、深圳等外来人口为主的超大型城市经验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的确体现了从消费者的文化视角进行分析的学理潜力。马丹老师在回应各位老师对劳动反思的同时，也为大家推荐了霍耐特的文章，指出可以从背后哲学范式的转变来重新省思当下对劳动的认知逻辑。而就肖老师对其研究所提出的具体意见，马丹老师认为，其一，相比于其他学者的讨论和贡献，自己的研究脉络处在性别与劳动的交叉，因而这是一个完全嵌入在具体职业空间和劳动实践过程中的性别观念的探讨；其二，关于究竟是观念还是实践的问题，马老师在承认存在张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明了其研究对观念的理解与界定，并说明了实证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路径。最后由简逸伦进行回应。她表示，三个抽象化维度主要是从经验田野中得以浮现，但后续会继续投入精力思索理论框架的解释性及其交叉问题。此外，她还分享了田野中的见闻，认同在雇主一端所呈现的复杂性经验，肯定了将这一主体纳入分析的研究意义。
会议最后由吴桐雨老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简短总结。首先，吴老师对前来参会的各位嘉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能够在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这个开放的学术环境中第三次组织劳动论坛，感到激动和感激。她强调，希望能够继续开展这个系列论坛，将在清华大学举办多年的劳动论坛的优良传统延续下去。吴老师同时希望在场的同学和参会者通过这次论坛，能够深入感受到劳动研究的特点、视野、理论和社会关怀。最后，她衷心感谢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积极参与会议与讨论的老师和同学们，并邀请上海市委党校的刘建州老师作为代表发表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