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4日下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第十四季第5期群学肄言堂讲座在学系1127会议室开讲，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张晓鸣老师以“Awakening Latent Human Capital: the Opening-up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19th-century China”为主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袁松担任评议人，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李林倬担任主持人。

讲座开始，张老师首先对研究的缘起与动机进行了介绍。在后发展中国家，传统知识精英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于工业化是具有促进，还是阻碍作用这一问题，在学界存在较大争论。张老师的研究利用中国晚清的工业化历程来回应这一争论。存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培育了庞大的知识精英群体，而这一群体在晚清时期的中国面临全球竞争与工业化赶超的巨大压力，那么传统中国知识精英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传统观点认为科举由于只考察儒家经典而忽视科学技术与行政管理技能，因此扭曲了中国知识精英的人力资本结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又使得跃入龙门的知识精英被政治体制吸纳，无意从事实业投资，因此传统中国的人力资本对于工业化起到了阻碍作用。张老师的研究创新性地使用了新材料重新对传统中国的人力资本及其作用进行了考察。具体来说，张老师利用中国古代现存书目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计算了晚清不同地区人均书籍写作数量，并发现人均书籍写作数量越多的地方，在1840年开放之后，该地创办的新式企业也越多。这说明历史时期积累的人力资本对晚清的工业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张老师研究表明原有的研究低估了传统知识精英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与中国工业化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已有的研究往往以各地进士数量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而这一指标只能捕捉相当有限的知识精英群体，而无法全面地衡量中国各地人力资本的分布。张老师进一步提出，科举制度实际上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强认知能力与学习能力的知识精英群体，这一群体中只有一小部分（即进士与部分举人）被体制所吸纳，而大部分游离在体制之外。在封闭的条件下，这批知识精英的职业选择非常有限，只能从事师爷或者教师等工作，其身上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很大程度被闲置。而在晚清被迫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这批在原有体制下才华得不到施展的知识精英，有了新的发展机会，即投身实业。因此是那群受科举影响，积累了丰富人力资本与认知能力，但未被体制吸纳与束缚的知识精英最终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为了证明上述观点，张老师做了细致研究并发现，以各地人均进士密度与现代企业之间确实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一定程度说明科举对现代化的阻碍作用。进一步将书籍划分为进士所著书籍与非进士所著书籍，张老师发现只有非进士所著书籍对现代企业的创办具有促进作用。如果将各地书籍密度换成作者密度，张老师发现只有非进士作者对现代企业创办具有促进作用。接下来，张老师对清末企业家的知识背景做了案例研究，资料表明大部分企业家都受过科举教育但未能成为进士而进入官场，这进一步证实了进士之外的知识精英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

张老师总结到，科举制度为传统中国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认知能力与学习能力的知识精英，然而封闭的环境使得这批知识精英无用武之地。当面临开放的条件，这批未被体制吸纳的知识精英，开始将其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从而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张老师的研究一方面帮助我们重新评估传统社会人力资本与工业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对外开放不仅可以输入前沿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还可以进一步优化与激活传统社会的人力资本，这是现有研究所忽视的。

分享结束后，评议人袁松老师进行了总结和点评。他认为这一研究能够帮助理解早期工业化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认为张晓鸣老师的研究把书籍目录电子化并构建数据库的工作非常具有借鉴意义。袁老师还指出，工业化不仅有国家差异，还有地区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具有长期影响，而这一研究还可以帮助理解现在的地区间差异。同时，袁老师就书籍内容分析、人力资本的其他衡量方式、企业的其他分类等提出了建议。

最后，现场师生就本场讲座分享内容与张老师进行了提问和交流，第十四季第5期群学肄言堂讲座顺利结束。

（记录：仇丽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