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晚，在浙江大学社会学系1605会议室，众多师生齐聚一堂，聆听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INALCO）的汲喆教授为我们带来的对于当代人类中国人类学发展历程的思考。晚上六点半，本次讲座主持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任强老师宣布开场，为我们简单介绍了本场讲座的主讲人，汲喆老师，以及评议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兼任教授，梁永佳老师。

汲老师由最近编辑出版的专刊《中国的新人类学》（The New Chinese Anthropology）引出，讨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首先是对于有关“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简要回顾，从1962年10月30日，英国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教授的一篇影响重大的文章——《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讲起。该文首次提出“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说法，并在之后被反复引用和讨论。其后，通过对于《迈向人民的人类学》（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费孝通，1980）、《中国人类学逸史》（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顾定国，1980s）、《存在一种“中国人类学”吗？》（王斯福，1995）、《迈向中国的人类学时代》（赵旭东，2015）几篇文章的探讨梳理出人类学中国时代的大概脉络。之后则在前述问题的基础上，梳理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讨论中，中国学者的反思。从90年代的“本土化”，到00年代的“文化自觉”，进而到现在的“文明研究”，重点探讨了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场域的位置。

在讲座的尾声，梁永佳老师从学科史的角度做出补充，认为所谓中国人类学已经从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转变为中国的人类学。接下来的讨论环节中，社会学系刘志军老师、菅志翔老师分别就人类学的定位与研究方法、人类学是否应该做更加贴合现实生活的人类学研究提出疑问，历史系的一位老师则就“何为中国”和“问题意识与学科界限哪个重要”的问题与汲喆、梁永佳老师探讨。其后同学们就“文化与文明的概念”等问题向两位老师提问。

本次讲座持续近两个小时，过程中高潮迭起，汲喆老师的演讲让我们对于当代中国人类学的重构过程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并引发了大家对于“本土化”过程的反思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