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2022年第五届长三角社会学论坛在线上召开，主题为“长三角社会发育与社会学学科发展”。论坛轮值主席、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毛丹主持了开幕仪式。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周晓虹在开幕式致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社会学系党总支书记陈素珊代表轮值主办方致辞。

本届论坛分为四个单元，主要围绕社会阶层与社会变迁、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社会形态与数字社会、社会心态与社会流动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第一单元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家建主持，四位讲演者分别为南京大学教授郭未、河海大学教授沈洪成、南京大学副教授许琪及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郭未教授聚焦农民工的流动与健康问题，发表题为《远方与故乡：农民工的流动范围、社会支持与健康结果 ——基于 CMDS2017 数据的多重假说检验》的讲演，认为当下中国的农民工流动仍存在传统形式的“健康选择”效应和“三文鱼”偏误，即农民工自评健康状况显著好于流动地户籍人口，并且随着流动距离增加而呈现梯级上升趋势，缺乏良好健康状况的农民工难以在流动的长征中取得竞争优势。而分类中介效应表明“省内跨市”农民工和“市内跨县”农民工健康差异更多是由社会支持（个体收入、政府财政支出）所导致的。因此，他提出当社会关注点聚焦在发达地区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的情景时，处于健康空间差序格局底层的市内跨县农民工健康问题也应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沈洪成教授立足城市化过程中教育不平等的问题研究学校阶层化的机制，展现关系主义视角下教育空间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造，以及不同身份群体如何通过关系得以建构。他认为，打工群体、工薪群体与中产阶层基于户籍、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差异占据不同位置，并围绕教育资源产生阶层分割。研究展现了学校阶层化的动态过程与复杂性。

许琪副教授检验经济转型与高校扩招的关系，提供了定量研究，通过建立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模型的检验，他发现中国城镇地区的高等教育收益率在年龄和时期两个方面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剥离年龄和时期的影响之后，自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执行以来，高等教育收益率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世代中不断下降。因此，许琪提出要帮助大学生树立全局意识和长远发展的意识，从长远来看，接受高等教育依然是让青年受益终生的有效投资。

复旦大学沈奕斐副教授把费达生这一特定人物置于社会变迁的脉络中，对女性主导的纺织业进行社会史的分析，从第三波“女性主义”的中介视角出发，为女性力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二单元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任强主持，四位讲演者分别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昱教授、浙江大学百人计划副研究员姜山、安徽大学讲师班涛和南京大学教授陈家建。张昱教授指出长三角社会率先走向工业化和智能化，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加剧，产生空心化现象，促使差序格局发生变化。他总结了五点差序格局变化的特点，并提出社工站建设对于乡村社会基础重构的作用。社会工作者帮助构建困境家庭及人员的正式社会支持体系，补足了之前相关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主体不健全的短板，回应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乡村社会基础弱化现象，重构社会基础，提升了乡村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助力了乡村振兴。但乡镇社工站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仍需要通过发展逐步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绝对贫困已经得到消除，相对贫困则仍然需要得到关注。

在中国建立普惠型福利模式背景下，家庭与政府如何承担儿童福利供给中的责任？不同福利体制中家庭-政府的责任分配与儿童福祉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姜山通过比较北欧福利模式和东亚福利模式，发现长期暴露在物质剥夺或贫困状态下会对儿童的健康和福祉造成显著负面影响，验证了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因此，在政策层面需要用多维剥夺视角对相对贫困的识别与帮扶，在实践层面可以通过加强社会工作干预提升家庭功能与儿童福祉。

班涛的研究从构建福利治理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探寻农村的社会养老模式，其内涵是以互助养老为形式、以社区内生力量为基础、其他多元主体嵌入式参与，依靠福利治理共同体的运作能够发挥各行动主体的比较优势与能动性从而达成低成本的适度发展型福利生产。从新发展主义角度，中国特色的发展型福利生产的实现离不开其所嵌入的制度与结构环境，后者主要包括集体土地制度优势、乡村社会结构资本与老年人群体内生资源的运用等，进而在增进老年人福利基础上与宏观的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重要研究方向，然而政策话语往往是结果性的而非操作性的，这也导致社会政策的模糊性特征。陈家建概括了社会参与导向、维稳管理导向、阶段性中心工作导向三种不同的实践方式，并提出模糊政策这一概念理解地方政府的实践。模糊政策是没有明确导向，或者包含矛盾性主张的公共政策，其形成机制来源于形塑改革创新的合法性压力，预留各地自行探索的灵活空间，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同时政策形成过程来源于多部门的参与，形成了内在张力和统一意见的缺位。这种模糊政策有其政策意义，其可以激发地方政府创造力，实现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结合。同时也要看到其存在的问题，如地方实践差异背离政策初衷，以及模糊政策如何向清晰政策的转型。

第三单元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沈奕斐主持，四位讲演者分别为上海大学副教授纪莺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熊万胜、河海大学教授陈阿江和安徽大学教授张荣。纪莺莺副教授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思考从组织社会到社会组织的底层逻辑，描述中国社会可能与西方社会存在的根本差异。社会组织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具有“组织中心”和“制度中心”的特点，这些独特的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丰富而复杂的支配机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研究视野。放宽经验研究的范围，结合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有利于讨论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作为对组织和制度分析视角的拓展，研究尝试提出两个新的分析路径：一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注意到“组织”与“关系”之间互相交织的格局，从而尝试一种描摹中国社会组织乃至社会形态的新方式；二是从伦理实践的角度，发掘组织生活中的伦理涵义。上述视角转换，或许有益于调整切入经验现象的问题意识，找到拆解当代社会组织的更丰富可能。

随着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得到新的表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进入到新的阶段，治理的重心和机制应该做出某些调整。熊万胜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个体权利及其发挥空间的问题，他认为治理性团结有四个关键词：人的具体性、差序格局、核心主体、直接面对有差别的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在强调人的具体性时，如何处理人的抽象性；在强调主体之间关系的时候，如何充分发挥主体间性在社会团结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分析六种权利和基于权利的五种公共性，在他看来，直接面对有差别的个人，努力打造治理性团结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努力的方向，近几年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正是指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治理性团结的状态。

而更为显见的情况是，随着城市化推进、人口流动性增大，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陌生人社会。陈阿江认为，数字社会背景下，通过对个体空间轨迹以及交往、交易信息的记录保存，个体的存在变得透明可视。透明虽然方便了个人生活和机构管理，却产生了非预期后果：科层制的层级关系、甚至无层级关系的社会成员都被置于权力的关联结构中，而网络公司借助技术优势收集个体信息并以此作为赢利资源，诱导和改变用户的消费行为，甚至改变他们的行为与价值。因此，国家及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监视设备、监视信息的使用。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张荣认为，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三农短视频发挥了重要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激活的作用。一方面，三农短视频呈现并建构了数字乡村的空间生产，在数字化展示数字乡村空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数字乡村的空间建设；另一方面，三农短视频也经由网络空间媒介发挥了激活乡村文化的作用，主要包括方言文化的数字化激活、田园文化的数字化打造、乡俗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对于三农短视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发挥的作用，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规范和保障。

第四单元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纪莺莺主持，四位讲演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教授黄荣贵、华东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曹思旸、华东师范大学讲师黄超和上海大学讲师项军。黄荣贵的研究指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网络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心态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网络社会心态是网民在互联网空间中表达的社会心态，其特征、根源、涌现和演进受制于网络社会的逻辑，带有网络社会的印记。网络社会心态具有社群性、极端性、流动性和网络嵌入性四方面鲜明的特征，网络社会心态的社群化、网络社会心态的极化、网络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三大议题尤其值得关注。在“后”疫情和（逆）全球化等新情景下，当多维度的社会心态的群体分界线高度重叠时，原本彼此相对独立的心态可能会逐步汇聚成具有系统性的网络社会思潮，而当对抗性思潮同时活跃于网络空间时，它们会成为社会撕裂的催化剂。从这个意义上说，准确深描网络社会心态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精准识别网络空间中的极端对抗，避免网络心态的极化是建设健康的网络公共空间的基础。

归属感是对于个人理解在世存在的复杂体验，联结人与人、人与实体、非实体，曹思旸助理研究员通过深入田野，聚焦朱家角居民的归属感体验与“苦”的政治意涵的关系。朱家角古镇复杂的时间性是其居民认为的独特性，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随着财富分配和人口结构变化，居民归属感出现异质性。研究展现了不同时间框架下复杂的人地互动差异性，为地方开发提供地方性视角。

与曹思旸老师关于“人们什么时候想留在一个地方”不同，黄超老师的讲演更多关注中国民众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表明，社会流动有助于提升效率，但是社会流动存在客观社会流动和主观社会流动的不同概念，后者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心态秩序。通过对CGSS数据的分析，在社会层面，教育程度越高，流动预期越高，体制外相对体制内流动预期更高，而相对于体制内，教育程度对体制外影响更强；在历史因素上，年纪越轻，社会流动预期越高，越晚近的数据中流动预期越低。以主观社会流动作为切口，为观众展现了他这一进展性的研究。 

社会流动预期下降表示民众社会公平感下降，而民生财政投入是社会治理的基石，项军老师介绍了《民生财政支出与中国民众的公平感变迁》的研究。在经济下行风险大的时期、叠加疫情冲击，失业与收入下降风险增大，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问题愈发重要和迫切。把国家作为行动主体，在九十年代前后产生了从经济建设为中心（1995-2005）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2006-2015）的转折，以发展理念改革、社会保障体系重建和财政职能变迁，这一系列举措是否能改善分配公平感。通过对CGSS数据2005、2015的分析，湘军老师进行了logit模型分析发现，在2005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下名省财政支出的增加显著降低民众的结果公平感、提升人们的机会公平感，而2015年，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时段下，民生财政支出有利于增长结果公平感，但降低了机会公平感。

复旦大学社会学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刘欣教授在论坛闭幕式发表小结。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2022-2023年长三角社会学论坛轮值主席文军教授对下一年度的长三角社会学论坛作了规划说明。

长三角社会学论坛始创于2018年，以中国重要的社会学溯源地江苏吴兴七都镇为活动中心，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等八所具有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院校共同组成。本届论坛由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和浙江省共同富裕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具体承办。中国社会科学网和吴楠、查建国老师对论坛发表了专门报道。

（杨震、高宇轩记录，部分内容摘录于中国社会科学网对本次论坛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