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名片 

  陈旭峰，浙江大学社会学2005届本科毕业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博士毕业后任教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现任该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发表论文50余篇、决策咨询成果5篇，主持省部级及以上课题10余项，出版个人专著2部、合著2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各1篇。

回首求是岁月，陈旭峰校友忘不了的是那些温情的岁月，放不下的是那些浓浓的师生情。课堂上的谆谆教诲，调研路上所得的真知灼见，陈旭峰校友为我们一一道来……

紫金港首批住民的特别记忆

1998年9月，源出一脉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与浙江医科大学合并为新的浙江大学，迈上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以杭州大学与原浙江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教学科研力量为基础，社会学系于1999年3月正式组建。作为2001级本科生的陈旭峰校友在当时也身处在这样一个“后合并时代”，他带着无限的憧憬和希望开始了自己的校园生活。四年大学生涯，陈旭峰校友亲历了浙大紫金港校区的变迁，这让他与浙大结下了一种特别的缘分，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回忆。初入求是园，他在西溪校区完成了大一阶段的学习。陈旭峰笑着说道：“大二的时候我们作为首批学生搬来紫金港校区学习生活。依然记得当时刚踏入学校的时候，砂石路上都是卡车来往、尘土飞扬。不过没几天路就都修好了。” 

除了见证校区的变迁，2003年初突如其来的“非典时光”也有着陈旭峰校友的特别记忆。他回忆道，当时同学们被封闭在校园内，时间一长大家情绪都有些低落。在那因为不确定性而恐慌的半年里，班主任盛建国老师一有机会就会组织班上同学到东区大食堂小聚，及时了解同学们的学习和心理状态。对于当时处于特殊情境的同学们来说，无法见到家人，心中又充满着愁苦和郁闷，最渴望的就是耐心倾听和温馨相聚。“盛老师一来看我们，就感觉像是亲人来探望我们一样。”这是陈旭峰脑海里最温暖的浙大记忆之一。

谈起本科阶段的课程，陈旭峰也是如数家珍：赖金良老师的西方社会思想史、冯钢老师导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何妙刚老师的社会调查方法……这些课程将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基本架构在同学们面前铺陈开来。在课堂之外，在王小章等老师指导下的几次社会调查经历，不仅训练了他的专业技能，还在无形之中影响了他对职业道路的选择。这些一方面让他坚定了对社会学的热爱，另一方面更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实践”对自己的吸引。

浙大求学期间照片（陈旭峰校友提供）

志趣为准：成为社会学人

踏进陈旭峰校友的办公室，一眼就能看见书架上密密麻麻摆放着的社会学专业书籍。定睛一看，一些熟悉的书名出现在我们眼前：《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乡土中国》……大量专业书籍的陈设显示出主人的品格，至此，一位社会学人的形象已跃然于我们脑海中。

发展联络办访谈陈旭峰校友

陈旭峰校友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社会学专业，接着又在北京大学取得了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又前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我们不禁对于陈旭峰校友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坚定地选择社会学专业的初衷感到好奇。

“哲学太过深奥，学习压力太大；我父亲毕业于老杭大历史系，家里已经有很多历史书了，所以我也不选历史学。”想要尝试新方向的陈旭峰校友，因为对“实践”的兴趣，与社会学这一关注当下现实的学科结下了缘分。他说道：“我个人的成长和感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父亲对我的教育，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实践是非常重要的。”相比于玄奥的思辨，陈旭峰更倾向于投身实践，而这一点也反映在他后来对研究方向的选择中。

童年的经历不仅埋下了他热爱社会学的火种，也如灯塔般指引着他的学术志趣。陈旭峰十岁之前一直跟随担任高中校长的父亲在农村长大，之后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来到兰溪县城生活。城乡之间的生活经历也让他对城乡二元结构早早地形成了认知，如何搭建起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桥梁、实现城乡融合的问题意识也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在北京大学就读博士研究生期间，这颗种子终于发芽，成为了他的研究方向。得益于这份初心，陈旭峰在博士期间以第一作者在《社会》杂志发表了研究论文，并且获得了北京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十杰”荣誉。

在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之后，陈旭峰分享了两点他在求学路上的经验：一是“路要早定”，围绕目标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二是在学术积累的阶段，阅读应该有一个结果导向，而不是一味地以看闲书的状态去阅读。

从实求知：弥合二元论的鸿沟

社会学来源于西方，因此其知识体系当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西方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二元论色彩，与此同时也留给我们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学术与政治，这是马克斯·韦伯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提醒我们区别的一组概念。他告诫世人，学术应秉持价值中立，政治则需要责任、激情和判断力。对于这两者，陈旭峰在自己实践的过程中又加入了一些新的理解。大四期间，赴温岭、仙居、三门等地开展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过程使陈旭峰第一次体会到了这二者之间的鸿沟。不仅如此，之后的学习过程中他也愈发感受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前台与后台的关系——有的东西就像是个“黑箱”，往往只做不说；有的东西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却不现实。对实践的不懈追求让陈旭峰不愿意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那博士毕业后该何去何从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党校。在他看来，这里就是能给他搭建融合学术与政治二元性的最好平台。也是出于这一点，在博士二年级时，他就果断地向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提交了简历，凭借丰硕的科研成果和扎实的学科功底，博士就读期间以人才绿色通道的方式被引进，现在的他业已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筚路蓝缕，玉汝于成。在党校工作期间，学术与政治也在陈旭峰的生命历程中实现了融合。他曾经在地方上挂职两年时间，担任仙居县副县长，这段岁月真真正正地磨砺了这个对“实践”满腔热血的人。同时，社会学的学习经历也对他的工作颇有助益。陈旭峰校友提到，社会学的知识总是会在面临实际工作的某个点的时候冒出来，在大方向给予自己意想不到的灵感与启发，这种感悟闪烁着社会学的思考格局，体现一位社会学人的共情与胸怀。

以人为本：与时代同行的社会学

陈旭峰在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教育社会学。在谈及这一领域时，他也分享了自己回过头来对社会学本身的反思。在他看来，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本身就是对现代社会中过度专业化的教育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弥补。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就是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这种分工的细化也逐步加深了知识领域的专业化。传统社会中的大师、哲人都是通晓各类知识，但是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人往往被局限于某一个领域。”随着劳动领域的分工和知识领域的专业化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大学教育也通常从学科划分出发，以专业知识作为核心来培养学生。但是这一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一点上，陈旭峰说道：“人在这里只是一个工具，一种手段。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其实就是要改变人的地位——从作为手段或者工具回归到目的本身。人需要的是全面发展和与之相应的通识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现代社会是需要来一个大转型的。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你会发现社会学在与其他学科相比较之下，本身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型。”同时，他谈及社会学的三个学科特点：价值中立、实践性以及包容度。就实践性而言，他认为社会学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比较完备的研究方法就为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社会学在发扬人的主体性上会更具优势。

至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实求知的浙大社会学人以实践为导向开展社会学实践的全貌。同时，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实践，他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与我们分享：“如果社会学与实践的结合不是很紧密，那么我们对社会学的学习可能是不到位的。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来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把中国的实践纳入到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中来。我们的前辈给我们开了好头，比如费孝通、吴文藻以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等人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等等。对中国社会学来说，在继承这些历史的基础上，怎样实现社会学更进一步发展，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总结的。”

访谈结束后我们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正是对陈旭峰校友人生规划的最佳写照。对实践的追求使得陈旭峰选择将社会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还推动着他在学术道路上对城乡融合问题的关切，最终也影响了他力图融合学术与政治的职业选择。

 回望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业”的演讲。在那次演讲的末尾，他希望各位听众能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以行动回应天职的“当下要求”。对此，陈旭峰无疑就是那位践行者。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以理论为基础，踏上了实践之路；以理论为指引，在实践之路上行稳致远，留下了知行合一的足印。相信在未来，浙大社会学系孕育出的学术火种，能够在实践中持续发光发热。

发展联络办与陈旭峰校友合影

文案 | 汪博

   责任编辑 | 方圆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