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4日星期三上午，浙江大学马寅初社会学讲座第6讲“The Balancing Act: Corporate Norms and Practices that Affect Work-Life Balance”如期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Heather Haveman，主持人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宗仕，评议人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百人计划A”研究员Kurtuluş Gemici。

Haveman教授本次讲座围绕工作与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WLB）展开，利用Glassdoor.com上员工对公司评价的数据，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哪些群体在评价中更多的提及了WLB；二是这些群体在评价中涉及到WLB时又具体表达了怎样的情绪。

WLB对职场人员来说非常重要，但在过去十年间，伴随通讯科技的发展，员工越来越被期望为可以全天候随时待工，这对WLB造成了严峻挑战。虽然WLB的失衡会干扰到所有员工，但某些群体可能对此更为敏感，如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女性、需要抚养子女的中年员工等。另外，从企业的角度，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在处理员工的WLB时所采用的程序、可用的资源、面对的监管力度均不同，由此导致员工的评价产生差异。

Haveman教授使用的评价数据来自于Glassdoor.com，一个员工可以对曾经就职过的企业进行打分和评论的网站。Haveman教授共抓取了 Glassdoor.com 从 2014 年到 2020 年间对科技行业公司的 948,785 条员工评论，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NLP）的技术来分析相关描述。

Haveman教授发现，在控制行业和地区等差异后，提及WLB的可能性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女性和平均年龄在34岁上下的员工更有可能在评论中提到WLB。企业的类型和规模作为背景因素，对该差异具有调节作用，相较于私企和平均规模的企业，上市的和有较大规模的企业有更小的性别差异。对于员工们在谈及WLB时所表达的情绪，Haveman坦言，其研究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发现员工们在WLB的情绪表达上呈现出性别和年龄的差异，相反，这些科技工作者们普遍对他们的WLB情况表示满意，尽管满意程度有所差别。但是企业规模仍然与性别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也会变得更大。

在Haveman教授结束演讲后，Gemici教授从自然语言处理的模型选择及优缺点、解释机制的优化等方面与其进行了深入且友好的交流。与会的老师和同学也积极提问，Haveman教授耐心细致地回答了每个问题。此次讲座，展现了Haveman教授卓越的学术能力，紧抓热点，与时俱进。同时，也引导着大家对时下中国科技行业普遍存在的加班现象予以进一步的反思。

供稿：张忠继